當年吳晗先生發現朝鮮李朝實錄中保存有大量與中國有關的史料，於是埋頭抄錄，成就了一部數百萬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於研究明清時期中國歷史大有裨益。近年來我們得知，在李朝實錄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史料寶庫，那就是韓國的漢文典籍。這些典籍中的個人文集，即所謂別集，種類有千數之多，篇幅總數則達萬卷以上，其中所存的有關中國史料，有關中韓日三國關係的史料觸目皆是，使上述吳晗之書遽爾相形見拙。僅以近日所流覽相當於中國明時期的百余種韓國文集而言，可以補充中國明代史料之處已經指不勝屈。大而言者，如眾所周知的崔溥的《漂海錄》對於明代弘治年間從東南到華北一路風俗記載資料的可貴。小而言之，例如明萬曆壬辰年間因為援朝抗倭，不少明朝官員入朝所引起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兵部主事袁黃，在學術上是王學之徒，到了朝鮮之後，戎事之餘，硬要對朝鮮官員宣講王學精髓。但其時朝鮮仍奉朱子之道為正宗，雖欲敬謝不敏，然又礙於袁是天朝臣子，不敢貿然拒絕，只能曲為之謝。有兩個文集保存了推辭聽其宣講的信件，頗為有趣。袁黃即在中國，今天也不大會有人認識，但在明朝卻有一定知名度，原因就在那部《袁了凡綱鑒》。可除此之外，卻無一人知道他在朝鮮的軼事。其實這一軼事並不止是有助談資，而正是反映王學在晚明的地位。朝鮮人特別奇怪為何王陽明與其心學在中國能有那樣大的影響，所以晚明來華的朝鮮使節無不以此作為瞭解中國文化新動向的重要問題。而得到的回答卻是各種各樣的。甚至還有人引述了連王陽明妻子也對王氏門生指斥王學是偽學的故事。對於晚明學術與學風的變化，可以說在韓國文集中體現得很深刻，而不少內容是在中國典籍中所看不到的。這些文集中還有許多奏摺、啟狀、經筵日記等內容關係到中朝關係的方方面面，更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除了以上例子外，還特地要指出的是朝天日記的價值。朝鮮是明清兩代的藩屬國，每年要派各種使節出使北京。許多使節寫有《朝天錄》與《燕行錄》，以記述其行程所見所聞。使節團中還往往置有質正官，其任務就是了解明朝的禮儀風俗，如實加以記載。不過大量的朝天錄中記載的多是感懷詠景之詩歌，逐日排比記事的日記相對略少。而這些日記則是研究歷史細部與進入歷史現場的最好導引。如萬曆二年，李氏朝鮮派往北京的賀節使閔希立所配備的兩名官員――質正官趙憲與書狀官許篈，都是有心之人，雙雙寫了兩部極為詳細的朝天日記，收入各自的文集《重峰集》與《荷穀集》中。這兩部日記不但可互為補充對照，而且還可與同時的只有簡單記載的《李朝實錄》，《明實錄》、《萬曆起居注》以及時代略同的筆記散文作對照。日記中的許多材料是從細部或曰小歷史方面來使大歷史顯得更為真實與豐滿。就舉一個很小的例子吧。有誰知道明代皇帝上朝是什麼樣子的？今天的文學作品與影視節目在復原這類場景時，基本上都是憑空想像，無中生有。但兩位元朝鮮官員卻是詳詳細細地記載了他們的朝覲經過，讓讀者順首他們的眼光與行動自然而然地走入了歷史現場。
萬曆二年八月初九，朝鮮賀節使首次上朝陛見。我們暫且略去那些生動的鋪陳，直接到達皇帝面前吧。當鴻臚寺官向萬曆皇帝秉報朝鮮使節叩見時，你猜萬曆皇帝回答什麼？“與他酒飯喫”。有誰想得到嗎？有哪一個作品這樣記載嗎？而這一天，《萬曆起居注》只有三個字的記載：“上視朝”。這時的皇帝並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樣每天上朝，而只於逢三、六、九日才見群臣。《明神宗實錄》此日並不記這一常規的上朝事，而只記載了三件官員任命的事情。同月十七日，是萬壽節，也就是萬曆皇帝的生日，這一年他十二歲，還是一個少年。朝鮮賀節使此次來華的名義上最主要節目就是進賀萬壽節。《萬曆起居注》這天只有短短兩句話：“萬壽聖節。 上禦皇極殿受文武群臣朝賀。”《明神宗實錄》記此事與起居注一字不差。此外記了一些日常政事而已，而對朝賀細節沒有任何額外的記述。而趙憲朝天日記的記載如何呢？讓我們看看：
“十七日 ，戊午晴。[皇上朝坐皇極殿，受聖節賀禮]……質明，班序既定，雞鳴，官報時于文昭閣，唱曰：‘呵呵呵呵日出卯，呵呵呵呵光四表，呵呵呵呵照萬邦。 皇帝乃坐于皇極殿，深遠不可望。鳴鞭三振，千官班肅四拜，齊跪。鳴贊唱賀 表於 殿上訖。又有一鳴贊臚傳於階上。千官皆跪四拜，又唱搢笏舞蹈跪。搢笏三呼訖，俯伏興。又四拜而出。閤老以下至於六部翰林官，則皆以次而出，眼不他及，行步整疾。雜官之流，不知其次，袞同而出。…是日參賀於西庭者，達子或剃頭，留上髪狗。西番剃頭不棠。泹磨國人，僧形胡服也。”
如此活靈活現的記載，在中國典籍中實未嘗見。即使同時的許篈，對於報時官的唱詞，只記載為：“日出卯，光四表，照萬方。”似比不得趙憲所記的繪聲繪形，如音在耳。但許篈的記載另有長處，這裏不便分析。當然兩部朝天日記的史料價值遠不是此例所能概括，要之，我們不得不感謝趙、許二人，為我們留下來的這兩份表現歷史現場的，共約十萬字的寶貴記錄。若有機會我很想將其整理注釋予以出版。
二十世紀初中國在史料方面有著名的四大發現：甲骨文，敦煌遺書、居延漢簡與明清檔案，從而造就了新一輪歷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新史料與新方法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新進展的最重要特點。上世紀末，韓國漢籍的利用就已經引起人們的極大重視，而本世紀之初，這種重視開始變為具體的研究行為，我有信心認為，充分利用包括別集在內的韓國漢文典籍――無異於域外的明清檔案，將會產生與上世紀新史料發現後出現的同樣的史學繁榮現象。同時我還更寄希望于比個人文集更加保持原來面目的來華朝鮮使節的原始記錄的發現，我想對歷史研究者而言，這會是比經過整理而收入文集的記述更為有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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