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靠中國資料來解釋中國，是否就已經足夠？
乍看上去，這個問題只涉及了處理歷史資料的範圍、技術和方法，實際上，背後卻是一個如何“理解”或者“詮釋”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大問題。雖然在道理上人們都知道“只知其一，一無所知”，用時髦的話說，就是沒有“他者”就無法瞭解“自我”。但是，真正在對於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中，既能擺脫“以中國解釋中國”的固執偏見，也能跳出“以西方來透視中國”的單一模式，通過周邊多種文化視角來反觀中國，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多年來，留存在“近在咫尺”的朝鮮、或者“一衣帶水”的日本有很多於關中國的資料，似乎至今還沒有得到充分的使用。這批資料的價值，其實很早就有人看到了。1938年，胡適在瑞士的Zurich代表中國第一次參加國際歷史學大會，在題為《近年來所發現有關中國歷史的新資料》（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的英文論文中，曾經提到當時他所想到的有關中國史最重要的史料，包括後來被稱作四大發現的甲骨卜辭、敦煌卷子、居延漢簡、明清大內檔案，以及各種禁書逸書，而與這些新發現並列的，就是日本和朝鮮所藏中國史料，本文將討論的“朝鮮所存漢文文獻”，也就是這一部分史料中的重要部分。
也許由於曾經作為朝鮮的佔領者和殖民者的緣故，日本學界對於朝鮮文獻有較多的關注，不僅林泰輔、白鳥庫吉等東洋學的開創者，對朝鮮有相當深入的研究，還出現了像今西龍、藤塚鄰等這樣的專家，他們對這些朝鮮漢文文獻有很多收集和研究，後來仍然有很多研究這一領域的學者，也有像天理出版的《朝鮮學報》這樣高水準的學術刊物，就連我們常用的樸趾源《熱河日記》，也有今村與志雄的詳細注釋。但是，在中國，過去只出版過《李朝實錄》等少量朝鮮漢文史料，像《同文匯考》、《通文館志》等相當多的文獻，都很少被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學者關注。近七十年過去了，除了吳晗曾經在《李朝實錄》中輯出十幾冊有關中國的珍貴史料外，以及少量文獻如崔溥《漂海錄》、樸趾源《熱河日記》等等之外，有關中國的朝鮮漢文文獻，尚沒有特別好的整理和研究。
幸運的是，現在我們比較容易看到朝鮮漢文文獻了，因為這些文獻很多已經由韓國影印出版，不僅是《李朝實錄》，現在，還有韓國景仁文化社影印的《韓國歷代文集叢刊》三千巨冊，這些文集絕大多數是漢文書寫，大致相當於明清時代的史料；而韓國東國大學校林基中教授和日本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分別編輯的《燕行錄全集》和《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一百零六冊，幾乎五萬頁的資料基本上是明清兩代朝鮮人對於中國的觀察和記錄。
但是，把這些資料影印出版，只是第一步，整理與研究還需要真正地跟進，目前影印的大量朝鮮漢文文獻，在作者、時代、內容方面，還需要進一步考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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