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of Imagination: Rethinking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Tang and Sung Dynasties

一、 坦布爾頓的疑問
我又一次想起坦布爾頓 (Charles Templeton ， 1915-2001）。他是基督教佈道家葛培理 (Billy Graham ，1918-2018） 年輕時的親密傳道同工。後來，葛培理成為了斐聲國際的佈道家。坦布爾頓呢？他卻離棄了基督教，而且成為了離教者的著名代表人物。許多年後，當坦布爾頓罹患重疾，在接受前 《芝加哥論壇報》 (Chicago Tribune） 法律版主編史特博 (Lee Strobel） 的訪問時，他說出了自己離棄基督教的原因：

是《生活》（Life）畫報裏的照片...... 照片裏是一個北非黑人婦女...... 那地方正經歷毀滅性的早災。她抱着她死去的嬰兒，絕望地看着天 （Heaven）。我看着照片，然後想：「難道可以相信世上有慈愛和關心人的造物主嗎？ —— 當這個女人唯一和全部的需要不過是『下雨』。」

坦布爾頓想：要是在與嬰兒氣絕之前下一場雨，植物復生，就有食物，母親有力氣，可以哺乳，嬰兒的命就能救回來。可惜，天不從人願。或者，仁慈善良的天根本足人的「想像」？如果慈愛的上帝並不存在，屬天的拯救畢竟只是虛無 —— 那麼人無緣無故的苦難，就合情合理了，

坦布爾镇尤如屈原般疾呼：「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最近我逐漸明白，在過去二十多年的學習和研究中，我一直探尋的，始於是幾個重複的問題：歷史和文化的當世及永恆價值何在—— 不同人對這問題有何理解？「想像」和人的思想觀念有何關係？人如何在局限和困苦中，尋覓讓自己心悦誠服，甘心用一輩子追求的意義？

二、求索
高中時，教我中文和中國歷史科的葉玉樹、楊永漢老師都出身新亞研究所，受其薰陶，我愛讀先秦諸子，也似懂非懂地讀過幾本錢穆、牟宗三、余英時的通論式著作，那時當然是不求甚解。1997年我人讀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本科，受業於陳永明、鄺健行、黄子平等博通古今中西的學者，又開了眼界，囫圇吞棗地逼迫自己增長知識，仍舊喜愛讀思想哲學一類作品。學士論文我師從宗靜航老師研究《荀子》，這篇習作後來發表在浸大中文系同學畢業論文選集—— 所謂「悔其少作」確是真話—— 我二十年來都不曾重說該文，怕自己汗顏，不忍卒睹。2000 年讀碩士，我正式拜入黄千平老師門下，研究沈從文。印象頗深的是〈抽象的抒情〉的題辭：「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更記得沈從文說：「人不應該殺人」。對於小小年紀就看慣丁殺人砍頭的沈從文，是何樣的自信和感悟，讓他說出這兩段深沉且堅定的話呢？此外，在學、碩士之交，我常隨胡燕青老師練習創作，又讀了些19-20世紀的俄國、歐美小說，印象最深的是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也讀托爾斯泰，還以「戰爭與和平」為題寫了一組組詩。記得那時胡燕青老師說：「你一起步就看
最好的作品。」二十多年過去，我開始明白這句話的重量：那時我讀的是「人性」。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同時，我對「宗教與科學」命題的興趣日濃，常不務正業，閱讀這範疇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