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yage of Recovery: Healing of Psychosis

2016年初至2017年末，我在香港東九龍精神科中心由家屬組成的敍事實踐小組中，直接或間接地觸過近百位家屬，有機會聆聽他們分享怎樣對抗思覺失調和支持家人復元的經驗。那段時間，我的鼻子總是酸酸的、心裏總有股熱流在湧動，真的被家屬所分享的生命故事、他們對家人不離不棄的愛，以及對復元希望的堅持所打動。復元之路雖然充滿艱辛，但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不是徒然的。意義治療的創辦人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mil Frankl）曾說，生命若有意義，那苦難就一定有其特殊的涵義（If there is a meaning in life at all, then there must be a meaning in suffering）。對於每個家庭而言，雖然所遭遇的痛苦和挑戰都不盡相同，但家屬們表示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增加了對思覺失調、家人及自己的認識，同時亦加強了和家人的關係，因而感覺到自己變得更加堅強、寬容和温和，並學習到如何去愛和經歷愛。這都是生命在苦難中所結出的美好果子。

當一個人被診斷患有思覺失調，絕對不表示他「癡線」。思覺失調如同「不速之客」，不請自來，不但帶給個人痛苦，對家人而言，更是一種不能言喻的傷痛。有些家庭會想方設法送走這位「不速之客」；有的家庭則積極學習見招拆招，嘗試與這位「不速之客」鬥智鬥勇；亦有家庭會選擇與他立定界線，和平共處。然而值得警醒的是，我們需要處理和針對的是「不速之客」（思覺失調），而不是處理和針對我們愛的家人。他們深受其害，極需要我們的支持，而不是一次一次的責備。

在小組中，一位家屬媽媽詢問，除了讓女兒準時吃藥，她還能做什麼。有家屬朋友建議可以帶她去見社工或臨床心理學家，找專業人士開導她心中的鬱結；又有組員建議，可以多做運動，找一份壓力不大的工作，或是申請中途宿舍，學習獨立自主和規律性的生活作息，又或者發展她的興趣和愛好，找到自己生命的強項。那位家屬媽媽聽到之後，恍然大悟，原來我們還可以去做和嘗試很多方法。

的確，復元是多面向的。問題雖大，但解決辦法總比問題多。我當時就萌生了一個念頭，如果能夠集結精神科醫生、社康護士、臨床心理學家、精神健康社工、心理治療師、復元人士、家屬和朋輩支援專家一起撰寫一本關於思覺失調療癒的書，從多角度分享經驗和心得，這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非常感恩的是，這不單單是我一個人的想法，從事精神健康工作多年的葵涌醫院前行政總監盧德臨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盧慧芬醫生和香港城市大學趙雨龍博士也有同樣心願，我就這樣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同伴開始了籌備這本書的編寫工作。

罹患思覺失調不是個人的事情，復元也不是個人的事情。我們衷心感謝本書所提及的每一位復元人士和他們的家庭，感謝你們願意向公眾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和見證。同時，我們衷心感謝每一位來自不同業界的作者，不僅要感謝你們在撰寫本書時整理有關思覺失調的知識、工作經驗和體會時所付出的辛勞，更感謝你們一直在自己的專業上，踏實地與每一位受思覺失調影響的人相伴同行，並肩作戰。當然，不只感謝你們，還要感謝千千萬萬像你們一樣，倡導全方面復元理念，為復元之路保駕護航的精神科醫生、護士、社工、心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以及倡導精神健康的媒體工作者、社福界和政府工作人員，感謝你們每一位在不同領域上支持精神復康，一起燃點復元的曙光。

近年來，媒體上常常見到鄭仲仁先生積極倡導精神健康復元的身影。在籌備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曾有機會與他傾談，其中關於「聲音」的論述，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訴我，不少被診斷患有思覺失調的人會有「聽聲經驗」，而所聽到的聲音不應該只是精神科醫生用來「斷症」的憑據。「聲音」有正面的、有負面的；有描述性、評論性或指示性的。鄭先生鼓勵聽聲者在接納和開放的環境下分享聽聲的經歷，因為透過分享，就可以整理關於聽聲的經歷，提高應對的能力，並通過整理這個經歷了解和整合自我。對於聽聲者的復元，我們的看法也改變了，除了處理聲音的困擾外，我們更加關注的是社會角色的恢復，生活質量的提高和人生意義的實現。

無論是編者或作者，我們真心希望我們所寫的都是真實的經歷，可以代表我們在工作中所獲得的體驗、感動、啟迪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