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ruggle to Save the Schools: Case Studies in Hong Kong

這本書描述兩所小學的逆轉故事，兩所學校曾因收生不足被教育局命令停止取錄小一新生。年級斷層對學校的打擊是致命的，甚至算是判定學校死刑。然而，在危急存亡之秋，兩所學校不單逆境自強，在第二年成功取錄足夠學生，重回政府資助系統，現在甚至成為社區內有特色的學校。
兩所學校的故事既相似又獨特，正可為讀者提供多重思考空間。一所是在香港教育界以至大眾傳媒頗為矚目的鮮魚行學校。在梁紀昌校長的領導下，鮮魚行學校的名字經常在各大傳播媒體曝光，成為扶貧學校的品牌，學校在2004年及2007年兩次殺校危機中都能成功逆轉。另一所學校是位於九龍城的獻主會溥仁學校，2008年學校在救校過程中雖然都有爭取公眾支持，但較鮮魚行學校低調得多。不過，這所教會學校現時不單年年取錄足夠學生，還成為區內協助弱勢社群學生成長的品牌，成功逆轉。
兩所學校同樣掌握了一種社會網絡，建構一種特別的社會關係，甚至轉化為社會學所稱的「社會資本」，在救校過程中發揮極大的能量，這種學校能量可能為弱勢學校帶來一點啟示，成為求存和持續發展的動力。
除了教育界外，現時不同界別存在不少昔日風光一時，如今卻是奄奄一息的機構，它們都面對着轉型革新的轉捩點。筆者希望藉兩所學校的經驗，為不同界別的領導者帶來一點點啟發。
學校逆轉為何值得關注？
在市場力量主導下，屋邨小店因敵不過大型連鎖式商店而倒閉；或是街坊生意因捱不過業主年年加租而走上絕路。這些似乎都是都市化過程中理所當然的現象。我們甚至將小店倒閉歸咎於老闆經營不善，不懂迎合社會潮流，被淘汰勢所必然，簡直是世代交替不可逆轉的軌跡。但值得所有人反思的是，當我們推陳出新的同時，似乎又懷念往日簡單生活的點滴。最令人感到可笑的是，老牌食肆宣告結業前，總會吸引大批人慕名前往，這到底是對昔日品牌的尊重，還是只是在貪新忘舊潮流下趁熱鬧，對舊事物一種弔唁？
我們把這套經濟理論應用於教育界時，又會否以同樣的目光，評價弱勢學校辦學團體的誠意、質疑老師的能力、侮辱學生的表現？
確實有教育官員聲稱，學校收生不足的原因是校方辦學不力，一切責任似乎都是針對學校。可是，當適齡學生人數下降而學位數量沒有調整，家長一方的選擇必然增加，入讀心儀學校較以往容易，壓力自然臨到學校一方。同一道理，當街市附近的屋邨清拆，人流斷絕，店舖倒閉的原因顯而易見，就算店主花盡心思，只不過是在久延殘喘而已。這固然是商業既有的運作模式，自負盈虧，與人無尤。不過，當公營學校涉及公帑，教育當局借所謂自由市場選擇之手，迴避政策失誤之責，實在是假自由之名行卸責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