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eft-Right Conflict: The Impact of Modern China’s Political Turbulence on Intellectuals

本書的交稿時間，是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這一年，是五四運動的百年紀念，有一天，我的一個學生在論文數據庫中發現了一篇我發表在三十年前的文章，轉發給了我。這篇小文名為〈悖論：2019的五四〉，是當年我應一個不知名的雜誌邀請撰寫的，發表以後，沒有什麼影響，連我自己也忘記了，不曾收入任何一冊我的文集，早已湮沒在歲月的塵埃之中。然而，重讀之後，卻讓我大吃一驚，我不敢說我是一個預言家，但三十年前的大膽預測，在今天竟然得到了某種驗證。

小文不長，先將全文錄於此處：

悖論：2019年的五四1

當中國步入二十一世紀，當「五•四」一百周年的時候，中國文化是否已經渡過了它自身的危機？

從歷史來看，「五•四」有着六十年輪迴的周期。「五•四」二十周年（1939年）的時候提出了超越「五•四」，迅速建立民族新文化的要求；到三十周年（1949年）毛澤東思想被確認為全民族的意識形態；四十周年（1959年）整個民族沉浸在大躍進的喜悅中；而五十周年（1969年）則是對「五•四」全盤反動；於是在六十周年的時候不得不重新站在1919年的起點上，重提民主與科學！
如果說在2019年的時候，中華民族也在慶倖自己成功的話，那麼這是否意味着一種幻象，而那幻象背後如同第一個輪迴一般潛伏着再度爆發的危機？

這一未來發展中的怪圈不能不令人警覺。兩輪五四的起點有着驚人的相似性：民族落後的憂患，民主夭折的慘痛……當人們透過制度的層面去檢視中國的文化傳統時，就發現了種種與現代化大相抵牾的因素，於是就有了文化的深刻反省。

這樣的啟蒙運動與西方的啟蒙運動在發生學上頗為迥異。後者基本上是一個人文的衝動，是文化自身演進的內在要求；而中國則是一個功利的衝動，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救亡使命從外部激勵着文化的變革。應該說，如此的危機感、使命感今日較之過去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文化處於新舊範型的轉換時，在一個時間段落裏必定會出現某種「失範」現象。西方近代亦是如此。但由於西方的文化變革具有自發的、獨立的性質，因而並未引起整個社會經濟的、政治的連鎖震盪。然而中國的文化危機卻是整個社會危機的一個有機部分。文化道德上的「失範」不僅無助於危機的緩和，反而加劇了危機本身。

當文化「失範」與社會動亂剛剛開始之際，人們還期望着在這大變革時代新的理性力量能夠有充分的社會條件崛起，但實際生活中所真正「崛起」的卻是無數分散的、非理性的無組織力量。也許前者尚未最後形成一個整休時，後者所表現出來的盲目破壞性就會將社會拖入崩潰的邊緣。另一方面，「趕超」世界需要全民族的奮鬥精神，需要每一個公民宗教般的獻身熱忱，但這卻匱乏一個全民的共識作為文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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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文原載於《當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