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ifth Interpretation of Hong Kong’s Basic Law and Its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

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簡稱「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一共作出過五次解釋，時間分別是1999年、2004年、2005年、2011年和2016年。儘管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既定的憲政制度，但是每次釋法還是在香港社會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響包括反對聲音，甚至軒然大波，尤其是1999年第一次釋法和2016年第五次釋法之後。分析各種原因，竊以為最主要的有如下幾點：第一，香港社會包括法律界對人大釋法制度這一中國憲政制度整體認識不深，接受程度不高，甚至牴觸之；第二，一國之下的兩種法律制度（即社會主義大陸法與普通法）並存，回歸以來二者之間並沒有發生制度性交集，還是各說各話，更談不上實質性的協助與融合；第三，中國的立法解釋制度和香港普通法下的司法（法院）釋法制度本是兩種法律解釋體制，如同兩條路軌上奔馳的列車，從學理上講分屬兩種法學理論和哲學，二者之間差別明顯；第四，人大釋法實踐不多（20年一共五次），並且更重要的是，每次釋法之動因、過程和機制均不一致，迄今為止也沒有見到一部成文的《人大常委會基本法解釋規則》（或者一般性的《人大常委會法律解釋規則》），故給人們印象是釋法無制度可依、隨意性很強、政治考慮過多；以及第五，香港法律界特別是以大律師公會為代表的一眾法律人並沒有完全接受人大釋法制度，甚至有人認為人大釋法衝擊香港法治，這種想法對少部分人而言根深柢固。

2016年11月7日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第五次釋法因立法會「宣誓風波」事件而產生，再一次引發香港社會強烈反響。是次釋法及時制止了因議員違法宣誓行為而可能產生的政治亂象，也在實踐中透過解釋《基本法》第104條和執行《宣誓及聲明條例》而落實了現行宣誓制度。但人們還是會追問，人大常委會固然有權釋法，那麼權力的行使是否需要滿足一定的必要條件呢？且權力本身是否有個界限？人大釋法和法院釋法是一種什麼關係？這些疑問其實隨着《基本法》第158條的適用和1999年那次釋法之後就不斷地被追問過，直至今時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