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Cares? Rethinking Hong Kong’s Care Policies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我明白生育是一件很艱鉅的任務，並非因我自身有相關的生活體驗，因為我婚後決定不生孩子。我的認知是來自曾經做前線社工和之後一直從事性別研究的經驗。當我還是前線社工時，已經耳聞目睹不少基層婦女因照顧子女而要擔當全職照顧者的角色。她們在家一邊照顧孩子，一邊車衣，一邊跟身旁家訪的我細訴自己作為經濟依賴者的處境。她們沒有反抗意識，因為她們相信照顧是女性的「天職」。

時值八十年代初，本土化的婦女運動如雨後春筍，社會上出現一連串的幼兒服務爭取行動，運動的焦點是為基層婦女爭取社區資源和個人發展機會，讓她們能夠擺脫家庭的枷鎖，使她們有更多的生活選擇。當時我亦參與了這場運動。

及後我在城大教書，並開始從事學術研究。我做研究的課題大部分與婦女生活息息相關，例如早期的全職家庭主婦生活調查，到婦女貧窮，到單親婦女的社會保障經驗，以及後來的一系列有關受虐婦女的研究，這些研究項目雖然是不同範疇的課題，但我有一個總體的觀察，無論是訪問單親、受虐婦女或是貧窮婦女，她們的共通點都是婚後成為經濟依賴者。成為經濟依賴者的原因與她們要承擔照顧者的角色有密切的關係。

近年一些社福機構和婦女團體又再掀起改善幼兒服務和爭取照顧者支援服務的運動，我被邀請參與不同的研討會。當涉足這課題時我有點生氣，促使我再重拾照顧政策的研究。回顧過去二十多年的照顧服務及政策，只得寸進，老問題還在，新問題又來了。有鑑於民間的爭取運動要有清晰方向和理據，研究數據是不可或缺的。因應時代的轉變，有關照顧方面的研究不單以婦女為對象，也包括男性照顧者。

一直以來，我對照顧課題的認知都是紙上談兵。我以為照顧的工作對我來說是一件離身的事，直至雙親身體日漸虛弱，需要貼身照顧，才開始從實際的生活中體會照顧的總總難處。例如腦退化的爸爸從行動自如到走失到坐輪椅到需要餵食。精明能幹的媽媽因痛症舉步為艱，食髓不知滋味，也漸漸失去自理的能力。不過，話雖如此，我也不能夠大言不慚地說自己很懂，因為我家有幾個姊妹分工合作（也算是性別分工），也請了外傭幫忙照顧。相較一些缺乏資源的基層家庭要獨力支撐，我家也算是幸運，有足夠的資源讓父母在關顧下渡過晚年。可知照顧不單是性別問題，也是階級問題。

執筆成書，原因只有一個。是希望能夠在照顧政策的議題上盡一點棉力，能夠將這個課題的研究資料有系統的整輯，相信有助提高學生、前線社工甚或政策制訂者對問題的認知和性別敏感度。假如能夠從性別角度重新思考照顧政策，相信更能夠準確對焦有關問題，可以走的路更寬更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