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促的記者:由名詞到行動
公民記者,顧名思義,指的是從事新聞報導工作的公民。
這個定義簡潔明瞭,但定義本身不能解釋為什一個名詞(公民記者)與其所指涉的行動(新聞報導)會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中,特別是網絡時代。公民記者這個名詞被普遍使用,大約是在2000年代初期。
不論是普通用語或專門術語,一個名詞的產生與使用,往往脫不了特定的時空背景,總有歷史的軌道和複雜的當時社會因素使然。過去的經驗與現在的情境交互牽扯、修訂和塑造,名詞及現實就有理論的原則和操作實證的基礎關係。
舉例說,2003年肆虐香港和其他地方的一個急性流行性傳染病毒,最早爆發在2002年11月16日中國廣東省。由於致命的起因不明,民間認為是種難以解釋的「怪病」,鄉里市井遂流傳毫無科學依據的預防偏方,如以醋熏對抗病毒,以訛傳訛。
既然怪病無以名之,未知的事務便代表某種異象,穿鑿附會之下,人為災難或天譴的流言四起,人心惶惶。中國官方以謠言惑眾,混淆視聽,封鎖了新聞媒體與網路對疫情的報導和討論。2002年12月到2003年4月初,有關疫情癥狀的任何名詞因而並未見諸中國的新聞報導,但病毒繼續流竄。
2003年2月21日,病原由一個廣州訪客帶入香港,再傳染到其他地方,尤其是擴散到世界許多華人聚居的城市。在幾個月內,病毒橫掃,受感染的人數激增,重者死亡,輕者住院,弄得危機四伏。
最後,全球有29個國家和地區受波及,造成774人死亡,8,096人住院,其中以中國(348人)、香港(299人)、台灣(47人)、加拿大(38人)和新加坡(32人)最為慘重,包括前三地區的17位醫護人員殉職。中國於2003年6月15日遏止病毒的擴散,全世界的最後一個病例(2003年7月13日)則出現在美國(《南華早報》,2013年3月2日,頁A16)。
這期間,世界衛生組織根據病情,於2003年3月15日將最早在廣東被看成是怪病的傳染病正式命名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SARS。任何簡稱的根本作用,不過在方便溝通,避免冗長的文字減低傳播的效率。
SARS的英文縮寫卻讓香港特區政府(SAR)頗為難堪(《南華早報》雜誌,2013年3月31日,頁27),在官方發佈的英文新聞稿中堅持稱為atypical pneumonia, 中文是「非典型性肺炎」或「非典」,音譯為「沙士」。香港特區政府的反應其實是阿Q罷了,不管如何稱呼,SARS的致命力不會因用字不同而有所差別,就像在國名冠上「人民」兩字的國家,幾乎都不是民主國家。
Reporter in a Rush—Citizen Journalism, Media and Society
Product Name in original language
匆促的記者—公民新聞、媒體與社會
HKD120.00
In stock
公民新聞,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與操作,更是網絡與個人傳播設備普及後一個方興未艾的現象。公民記者的出現,代表專業記者在報導和評論公共事務上已脫離人民的期待。
不管是民主或集權國家,跟傳統新聞記者一樣,公民記者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和所思方面,都不可或缺,只是角色及功能有別。公民,而為記者,這是另類新聞的建構,對建制新聞的一種不滿和挑戰。
「匆促的記者」有雙重含義,一方面著重公民記者「捨我其誰」的急迫感,另一方面批判專業記者「唯利是圖」的急就章。兩者的互動牽涉公民社會與主流新聞媒體的為與不為,關係人民對現實世界的認知和生活經驗的取捨。
由於歷史因素、結構和環境使然,中港台的新聞媒體與公民社會呈現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不論是追求利潤的異化,或依附權勢的腐化,主流新聞媒體的墮落都有脈絡可尋,公民新聞的理念和實踐也因此有相當差異的走向,反映出整體需求與個人機會安排的分野。
這是第一本比較中港台公民新聞、媒體和社會的專著。透過理論探討和實證分析,「匆促的記者」嘗試在名詞和行動之間,檢視公民新聞的促因、守門人和新聞界限、公民社會的擴張、微博與新聞自由、獨立媒體和財團壟斷、公民記者和國家機器、與新聞何去何從等問題。
ISBN
978-962-937-224-8
Pub. Date
Jul 1, 2013
Weight
0.3kg
Paperback
224 pages
Dimension
143 x
210 mm
Subjects
目錄
第一章
冒牌記者?公民記者的理論與操作
第二章
公民新聞的促因:商業媒體的墮落
第三章
新聞無界限:消失的守門人
第四章
公民社會的擴張:人人都是記者
第五章
中國微博:以小博大的精神
第六章
香港獨立媒體:夾縫中的聲音
第七章
台灣公民記者:愛拼才會贏
第八章
結論:新聞與公民記者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