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iniscences of Old Halls: Residential Life and Education

二戰後，世界分裂，形成兩大陣營：一方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另一方是蘇聯領導的共產主義國家。這兩大集團經常針鋒相對，另一次大戰的陰影籠罩着整個世界。1949 年，中國共產黨把國民黨趕出大陸之後，正要乘勝追擊、攻打台灣之際，美國插手干預，東亞形勢變得緊張起來。隨後的韓戰和越戰使局面進一步惡化。

越戰使美國泥足深陷，引起國民、尤其是學生的不滿，於是出現了1960 年代初的反越戰運動和1964 年的言論自由運動。言論自由運動隨後擴散至其他地區和國家，掀起1968 年全球性的學生運動，香港也受到極大的衝擊。從1968 年至1978 年，香港的學生運動此起彼伏，這段時間香港大專界稱之為「火紅年代」。火紅年代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所以首先要搞清楚它產生的背景、過程和影響。因此，我在首章裏，對二戰後到1970 年代末期的世界歷史和香港社會有較詳盡的描述。1960 年代末，香港的教育開始發展、經濟開始起飛、大專學生開始關注社會事務。我就在這個時候獲聘為香港大學明原堂的首任舍監。

老同學和舊同事黃兆傑這時已返回港大，任教中文系。一天，閒談間，我問他，宿舍落成後，有沒有興趣來當高級導師。他表示有興趣，會認真考慮。隨後，又突然以英語爆出這樣的一句話：「以浤，I don’t envy your job!（我不羨慕你的工作）。」我明白他的意思，也了解他的心意。我知道舍監的工作不易做，特別是在這個時候、面對的是二百多個來自五湖四海的學生：偶一不慎，便會陰溝裏翻船。我早就作好了心理準備，作為舍監，如果處理宿舍問題的方法不為宿生或校方所接受，便會辭職他去。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迎難而上，接受未來的挑戰。

預計最嚴峻的挑戰是「玩新生」問題的處理。校方會要求舍監嚴厲壓制，宿舍的舊生（大仙）會想盡辦法以求達到目的。有舍監「闊佬懶理」，也有舍監積極防範，但玩新生的風氣數十年來依然故我，成為了港大宿舍根深柢固的傳統。處理這個問題時，我沒有按照校長的指示去辦事，也沒有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而是另闢蹊徑，跟舊生一起「和新生玩」，以及在宿舍進行玩新生問題的大辯論。很幸運，經過三年的努力，這方法取得預期效果，玩新生的習慣就永遠消失於明原堂了。

就培養宿生對宿舍的歸屬感，以及擴闊他們的視野和消除他們對宿舍管理層的疏離感而言，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讓他們參與宿舍的決策和管理。這樣做，當然有時會出問題。問題出現時，就是進行教育的最好機會。施教的方式必須因時制宜，不能排好時間、指定地點，讓宿生來接受輔導。因此，舍監必須多參與學生的活動，從旁觀察，即時或事後立即進行輔導。此外，以身作則是最佳的輔導方式。例如：觀看乒乓球賽時，不論哪一方打出好球，都鼓掌讚好。看到舍監為對方鼓掌，一些宿生的神經必然會受到牽動而隨着鼓掌。我很欣賞謝太傅在《世説新語》回答他夫人的一句話。一天，當夫人埋怨他沒有積極教導兒女時，他答道：「我常自教兒。」

十年後，明原堂的管理進入了「自動波」狀態，於是決定另謀新職，追尋另一個夢。離開之後，明原歲月經常出現在腦海裏，堂友容貌不時見諸眼前。明原堂停辦後不久，我從中文大學退休，移居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本世紀初回流。回流後，與堂友的互動多起來了。他們曾要求大學當局「復堂」，不果；也曾建議我寫「堂史」，我有心無力。去年8 月，六十多位堂友在雋悅的綜藝廳設宴為我慶祝「米壽」。這使我立下決心編寫這本有點自傳味道的《憶明原：舍堂生活與教育（1969–1979）》。

在這本書裏，我引用了不少與明原堂有關的文章。這些文章，包括曾經刊登於《廿載香港大學明原堂》和《珍惜擁有：明原惜別紀念特刊》的，我都全部一字不易地照單全收，以保留原有面貌。在編寫過程中，得到出版社陳明慧女士在篇章處理上和雋悅長者居陳智杰主任在電腦操作上的大力協助，以及多位堂友在各方面的支持，
謹此致謝。

馮以浤
2024 年7 月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