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c Relations in China: Thirty Years of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不久前，讀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公共傳播研究所副所長胡百精教授發表在《國際新聞界》的一篇論文，題目是〈中國公共關係30 年的理論建設與思想遺產〉(胡百精，2019 )。文章全面梳理了公共關係學(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自上
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引入中國內地至今所經歷的學術發展脈絡。胡教授對公共關係學在中國內地三十餘年的演進，從觀念引入到理論啟蒙、中國特色公關理論體系構建及學術範式創新三個角度進行了概述，令人耳目一新。與此同時，文章將筆者帶
回到三十年前研習公共關係的最初，也激起筆者對公共關係在大中華地區(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澳門)發展三十年來觀察和研究的回眸。

作為中國內地「文革」後恢復高考招生第一屆(「七七級」)的大學生，筆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也加入了上萬名奔赴美國深造的中國留學大軍。在俄亥俄大學完成了國際事務研究碩士學位的學習時，筆者有幸獲得了該校競爭十分激烈的大學博士研修獎學金。有趣的是，當時筆者並未想好是否要攻讀博士學位，更不清楚要讀什麼專業。俄亥俄大學的這個博士獎學金真有點「逼」我留校繼續深造的意思。徘徊之際，筆者在一個偶然的場合遇到了 Hugh M. Culbertson 教授。他的和藹可親讓筆者不由得冒
昧地請教他：「如果我想留在俄亥俄大學讀博，您覺得讀什麼專業為好？」Culbertson 教授的回答非常直接：「建議你考慮修 E. W.Scripps 新聞學院的公共關係專業。」這是筆者第一次聽說「公共關係」，懵懂間便問道「為什麼？」他的解釋即刻讓筆者眼前一亮：「中國在改革開放，一定會引入公共關係，很快就會需要教學和研究公共關係的學者。」正是 Culbertson 教授的這番話讓筆者下決心研讀公共關係，並有幸由他作為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儘管筆者並不清楚彼時公共關係在中國內地剛剛興起，也不知道 Culbertson 教授是美國公共關係學界的著名學者。也正是如此近乎草率的決定，開啟了筆者對公共關係在中國發展的觀察和研究，迄今竟已三十載。

經過三十餘載風風雨雨的洗禮，公共關係在中國內地已然成為一個方興未艾的行業和學科(吳友富，2007；陳先紅，2007；余明陽，2007；胡百精，2013)，而筆者對中國公共關係的學術研究幾乎與其同步成長。在過去的歲月中，筆者雖然在美國、香港和澳門的大學教授公共關係，但學術研究始終聚焦在大中華地區—特別是中國內地—公共關係的發展。細想起來，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觀察源於西方的公共關係之相關概念、模式、機制、範疇等是如何落地中國內地並快速發展；其二，檢驗在西方
環境中得到或正在受到驗證的一些公共關係學理論及假設在中國文化及社會環境中的可靠性和適用性；其三，解析中國公共關係在實踐中產生的觀念、行為和邏輯及其特徵是否已趨於「本土化」(Localization)。三十年不忘初心，也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其中部分在西方的英文學術期刊發表，部分被收入國際會議論文集和編著中，但絕大部分未能在中文語境中面世。對此，中國公關研究知名學者陳先紅教授覺得十分遺憾，並認為筆者三十年從境外觀察和研究中國公共關係是一個特殊的學術案例，有
必要與中國公關學者和從業人員分享相關研究心得。於是，筆者選擇了本人不同時期已發表及未發表的研究成果，根據漢語學術語境習慣，按照考察點的內在邏輯和特徵，進行了跟進研究，並增加了全新的內容，是為此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