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View, New Perspective, New History

歷史寫出之後是經常改變的，絕非一成不變的「定論」。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說：「我們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寫歷史，因為每個時代都會產生新問題，探求新答案。」歷史學家希爾（Christopher Hill）也說：「每一代人都要重寫歷史，因為過去發生的事件本身沒有改變，但是現在改變了，每一代人都會提出關於過去新的問題，發現對過去都有一種新的同情，這是和他們的先輩所不同的。」社會會向歷史提出新的問題，每一代人都會對同樣的問題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材料和方法也在不斷地改變，所以每一代人都會重寫歷史。
這種重寫歷史的必要性，在今天特別迫切。哲學家和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另一位哲學家和史學家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對此評論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並非在這個詞的通常意義上，即當代史意味着為期較近的過去的歷史，而是在嚴格的意義上，即人們實際上完成某種活動時對自己的活動的意識。因此，歷史就是活着的心靈的自我認識。」既然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麼我們對歷史的認識也必然依隨「當代」的變化而變化。而在過去幾十年中，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因此現在的「當代」已經與幾十年前的「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史學也當然要隨「當代」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因此，「當代」對史學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要求史學家重新詮釋歷史。不僅如此，新史料、新方法也不斷出現，以致「史料革命」和「史學革命」也應運而生。這些也為史學家重新詮釋歷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因此改寫歷史，此其時也。
重寫歷史，還有另外一層意思：讓史學走出學者的書齋，為社會大眾提供正確的歷史知識。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史學被賦予了一種令人敬畏的政治文化含義和地位，主要是為統治者治國提供借鑒（即「資治」的「通鑒」）。因此撰寫歷史和解釋歷史也為當權者所壟斷。自唐代起，修史、釋史成為朝廷行為，為政府所壟斷，非等閒人得為之。這種秉承當權者意志的官修歷史，不僅所述歷史的真實性十分可疑，而且所使用的是古老典雅的文言，普通民眾難以閱讀。因此對於大眾來說，演義、小說、故事、戲劇等通俗文學作品成了獲取歷史知識的主要來源。從這些來源獲得的歷史知識，問題當然不少，從而導致了大眾對歷史的誤解。進入20世紀之後，近代史學發展了起來。然而，這種高度專業化的近代史學封閉在象牙塔中，從而與大眾無緣。1950年以後，中國大陸史學日益政治化，也愈來愈教條化，成為新的「黨八股」。這種八股化的史學，使得大眾對歷史喪失了興趣。到了「文革」時期，那種「以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為綱」的御用史學更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赤裸裸的政治鬥爭工具，使得史學殘存的最後一點聲譽掃地以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