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cellany from a Shanghai Scholar

差不多是一年多前的事了，好像是2016年的年底吧，那一天培凱兄偕夫人鄢秀教授與我一起在滬上一家飯店吃飯。席間培凱兄提到他應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邀請，要主編一套面向大眾讀者並且深入淺出介紹中國文化的叢書，為此他已經邀請了滬上一批文史哲的名家共同參與其事，同時也想請我給這套叢書貢獻一本書。我聽了當然很高興，也很樂意，但同時又有點擔心，我說我這麼多年來一直從事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恐怕與這套關於中國文化的叢書沾不上邊吧？這時坐在一旁的鄢秀教授開口說：「沒關係的，謝老師，你搞的翻譯文化不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嗎？」鄢秀教授本人就是翻譯研究的專家，她這麼一說，我自然也無話可說了，此事也就這麼定下來了。
2017年1月，我在廣西北海過冬。北海的冬天温暖如春，我住的地方臨近海濱，海風吹來，空氣特別清新。我們的小區又遠離市區，除了偶爾有幾位朋友造訪外，基本沒有外人打擾，所以顯得分外清靜。我於是利用這段時間，把我以前在報紙、雜誌上發表過的一些學術散文、隨筆類的文章整理出來。由於前幾年我在復旦大學出版社剛剛出版過一本同樣性質的文集《海上譯譚》，所以這次編起來也就比較有經驗，速度也比較快。
在《海上譯譚》裏，主要編入我有關翻譯和翻譯研究的學術散文和隨筆，按內容把它們分為五個小輯，分別是「譯苑擷趣」、「譯海識小」、「譯界談往」、「譯事漫議」和「譯學沉思」。這次《海上雜談》文集收入的文章內容，一如書名所示，要比《海上譯譚》更廣、更雜，不限於談翻譯和翻譯文化，還涉及大陸學術界、文化界的一些普遍問題；翻譯方面的文章則多是《海上譯譚》出版後發表的文章。我也按文章的內容把三十幾篇文章分成三個小輯，分別是第一編「譯苑雜議」、第二編「學界雜俎」和第三編「師友雜憶」。
我在《海上譯譚》的〈前言〉裏曾坦承，是著名作家、翻譯家賈植芳教授影響的緣故，我才開始慢慢地重視並喜歡給報刊寫點小文章和學術性散文。賈先生稱這些文章為「報屁股文章」，因為這些文章通常刊登在報紙的副刊上，而副刊通常位於一厚疊報紙的最後面。但賈先生告誡我說：「不要看不起報屁股文章，它的影響力有時比你那些正兒八經的學術文章還大哩。」事實也正是如此，由於報刊雜誌的讀者面廣，傳播面大，我覺得在這裏發文章其實也是知識分子踐行他對社會的使命和職責的好機會。我很景仰賈先生那一代知識分子秉筆直言的風範，所以我為報刊雜誌寫文章時，通常也是直抒己見、直言不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