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不是第一位進入中國大陸的歐洲耶穌會的傳教士,卻是第一批入華耶穌會士中間最具歷史影響的傑出人物。
從1582年8月初抵澳門,到1610年5月病逝北京,利瑪竇的足跡,由南海之濱而越五嶺、駐江右、下江南、過山東,而入明京、叩帝閽,所謂自邊緣至中心,在大明帝國活動了27年9個月;先後創建過耶穌會住院四所,受洗的中國基督徒逾兩千名,結交的帝國士紳顯貴達數百人。雖說這以前基督教曾兩度入華,但通稱天主教的羅馬公教從此在中國生根,累經明末清初多次 「教難」 而沒有絕種,那不能不首先歸功於或歸咎於利瑪竇。
然而利瑪竇留下的歷史遺產,在中外文化交往史上突顯的效應,遠過於他對基督教入華的影響。就跨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不論中外學界關於利瑪竇其人其學的價值判斷多麼分歧,大都承認由歷史所昭示的兩點事實:他用中文撰述的論著和譯作,使中國人開始接觸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文化;他用西文記敍中國印象和在華經歷的書信、回憶錄,以及用拉丁文翻譯的《四書》,也使歐洲人初步了解傳統正在起變化的中國文化。
因此,自1601年初利瑪竇終於獲得明廷特許入京並居留,400年過去了,中外學界研究利瑪竇的興味依然不減,原因便可理解。
研究應該從材料出發。利瑪竇生前公開刊布的作品,主要是中文著譯,現存的至少有19種,理應成為探討利瑪竇如何認識和溝通兩個世界文化的基本依據。可惜這部分材料迄今沒有得到系統的輯集清理,詳情將於稍後陳述。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讀者很需要這樣一部書,輯集較完整,版本較可信,校勘較審慎,標點較準確,當然也需要逐種介紹其來龍去脈,以便索閱,以便引據,以利於將相關諸領域的研究與討論推向深入。
這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就希望為讀者提供上述方便。所輯諸種,篇前均附簡介,茲不贅述。關於利瑪竇的生平和在華活動的過程,包括他向中國人介紹的歐洲自然科學、人文觀念或宗教意識之類,在同時代的西方世界是不是屬於過時的偏見,對晚明渴求域外新知的中國學人算不算某種蓄意的誤導等等,中外學者已有數量極多的專著和論文,不少專家之作如裴化行、徐宗澤、方豪、羅光、謝和耐、史景遷、李約瑟等的有關論述,已久為讀者所知,這裏也不擬重述。
那麼,我為什麼仍然不揣淺陋,替本集附上一篇導言呢?理由很簡單,無非就我在編纂過程中閱讀原材料及相應史著所見所思的若干歷史問題,說點自己的看法。其中若干意見,或與前修時賢有異,但我以為就史論史,提出疑義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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