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2nd Edition)

2006年本書首版發行時，我曾在前言中這樣寫道：
香港在法律翻譯方面一直走在大中華其他地區的前面。這是由於香港獨特的政治環境和優越的地理位置所決定的。法律翻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研究只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在此之前，人們或將法律翻譯說成是科技翻譯的一部分，或將法律翻譯歸類為公文文體翻譯的一種。但就在這一、二十年間，香港經歷了兩大重要事件：一是“九七”主權回歸，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雙語立法”。為此，早在1997年之前，當時的港英政府就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借鑒前英國殖民地（例如新加坡）在這方面的經驗，對法律翻譯和雙語立法展開了廣泛深入的探討和研究，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為後來的香港法例翻譯和雙語立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二是內地的“改革開放”，大量外資湧入中國。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初，香港起了重要的“窗口”和“橋樑”作用。20世紀的80年代，隨大批外國企業和跨國公司湧入香港對內地進行試探性投資，就有數十家大型國際律師事務所同時進駐香港為其客戶進入中國市場提供法律服務。
由這些普通法（Common Law）律師起草的法律文件，最初都是以英文的形式出現的，中文譯文僅作參考之用（for reference purpose only）。隨中國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法律體系的不斷健全，更基於對主權因素的考慮，中國政府要求投資雙方簽署中、英文合同，中、英文文本出現抵觸時，“以中文文本為準。”中國的外經貿部（當時的外商投資審批機關）在1991年7月11日關於印發《外商投資企業合同、章程的審批原則和審查要點》的通知中指出：“審批機關審批的文件以中文本為準，中外文本的一致性由簽訂合同各方負責。”至此，從任何角度來看，中文文本已不再是參考譯文，而是名副其實的法律文件了。一經簽署，即具法律效力，對相關方均有約束力。
光陰荏苒，逝者如斯。不期離本書首版發行匆匆已過了六、七個年頭。在過往的六、七年中，就法律文件翻譯本身而言，亦已發生了諸多變化。首先，香港作為外商投資內地（中國大陸）的“窗口”和“橋樑”作用已日漸式微，外商投資的主戰場已由香港轉移到內地，法律翻譯的主戰場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香港的法律翻譯行業已風光不再，但內地的法律翻譯行業仍然是一片紅紅火火的大好局面。本人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講授的法律文件翻譯（TRAN6103）課程班，多數學生是來自於內地不同院校的畢業生，而本地學生未足三分之一，就是一個很好的明證。其次，投資的方向也有了重大的變化。以前的投資幾乎都是外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法律文件翻譯以英譯中為主，適用法律（applicable law）主要是中國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