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in Twenty Years: The Changing Spirit

國族命題與城市精神

我喜歡在課堂上給同學分享新加坡異見漫畫家Morgan Chua創作的一幅名作：1972年，即香港進入所謂「黃金歲月」的「麥理浩時代」的第二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身處「烏煙瘴氣」的香港紅燈區，僅剩單衣蔽體，一邊狼狽地拔足逃跑，一邊埋怨香港跟新加坡完全不一樣—Chua引用了李光耀的一句原話：「這裏什麼都可能發生，無人在乎，沒有人嘗試在香港建設一個國族（nation）。」（Chua, 2014, 102）差不多30年之後，也就是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短短數年，李光耀訪港時接受電視新聞節目訪問，對香港的評論是：「（60年代）政府沒有感到要向市民負責，只是提供法治及保持社會秩序。市民則在山邊搭建小木屋居住。他們自己負擔自己的生活，並建設了現代的香港……。香港現已變得不同，不論是……，人們都希望政府給予賠償。」1 在另一個大學演講中又說：「今天，香港人政治上有較大發言權，但卻不像過去幾十年在殖民地總督治下那樣快活，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從前，他們接受英殖民地人民身份；現在，香港是一位華人做行政長官而非英人總督，香港人好像對此更少稱意。」（李光耀，2000）
據說，過去香港賴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正是我們不談政治，這種對政治「污名化」的提法到今天仍然是很流行的論調（見本書總論）。李光耀曾認為欠缺國族命題的香港一塌糊塗，但當國族命題主導香港之時，他又反指香港人期望過高、意見太多。當權者只在意國族政治的結果；香港大眾在意的除了結果，可能還有命題和議程的建構過程。不過說到國族命題，在這塊土地上無論是參與其中或置身事外，都只有無可奈何。在過去，各人對這座城市的認同和忠誠，都有著自圓其說的焦點和空間，今日在國族命題之下反而難以安身立命，變得不知所措。有時，國族命題不一定是問題本身，卻往往令難題變本加厲，又或令解難過程事倍功半；國族命題也曾經在我們思考前途所向時提供好些可能性，但又總是好景不常。
可以跟國族命題共享「平衡時空」，甚或共融、競爭、互補，而市民社會又可以有較大空間去維護保育、塑造經營的，會不會是城市精神？今天，全球有超過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二百年前這個數字大約只有3%；但是城市的歷史不會比國家短，甚至比大部分民族國家還要悠久（李家翹，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