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minism and Genesis of the Citizen Intelligentsia in China

知識分子與理性運用

我所加入的微信群，有着重傳播討論無法見諸大眾傳媒信息的，有探討邊緣藝術、文化等的，有喝酒吃飯發紅包的，也有把不涉及敏感之事作為首要規則的。不僅國內，甚至身居海外（大陸以外地區統稱海外）的知識分子們也在微信群裏訂規則避開敏感政治話題，我也遇到過幾次。也許大微信群不便深入討論，但是當情況變成了一群博士生、博士、教授只是在特定的微信群裏曬娃、聚餐、靈修、會務往來，而避開智性和時事交流，這是詭異。我不免想問：知識分子部分地放棄行使理性意味着什麼？肉身已經翻牆的中國人，又會面臨何種困境？知識分子如何反省自身與自我、知識、歷史、權力、社會的關係？康德（Immanuel Kant）1784年和福柯（Michel Foucault）於1984年所討論的啟蒙也許是一個討論出發點。 最後再回到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處境，回應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

康德回答「什麼是啟蒙」的開篇，就點明人類不成熟的狀態不是由於缺乏理性，而是由於怯懦和懶惰，缺乏勇氣去運用自己的理性來脫離不成熟的狀態。人們應該為自己的不成熟負責，要「敢於認識」，要有「勇氣和意志」去認識。康德提出了三個並存層面的理性運用，還舉例指牧師（軍人）在履行職務時絕對服從，同時又以學者的身分對教會（軍事業務）的失誤進行公開批評及接受公眾的評判。這三個並存的層面是：

一、為運用理性而運用理性。換句話說，就是思維本身具有歷史客觀性的運用，排除了現實的功利性—無論是物質層面的，還是為了社會公義、留名史冊等非物質層面的；

二、公共層面的理性運用。這種運用在公眾的自我啟蒙中，是必須的、面對所有公眾的、具有批判性的、自由的；

三、私人領域裏（包括工作崗位、家庭、教會等一切機構、體制）對理性的運用。這種運用的目的是服從。如果私人領域裏的理性運用和良心的自由產生不可調和的衝突，那麼必須通過辭職來解決服從或反對的取捨。

福柯認為康德的討論是三個層面的反思：內省自身寫作對於知識的意義、反思歷史、反思分析他正在進行的並成為他所處歷史的轉折點的寫作。福柯拷問了根植於啟蒙的三個哲學層面：人與當下（在文中他着重討論的是現代性）的關係，人存在的歷史模式，以及自主主體的自我建構。啟蒙在他眼裏是不斷激活的一種追問的、問題化的哲學態度。拷問的核心，圍繞着主體在歷史時段下的建構—自身知識的主體、行使或屈從於權力關係的主體、採取行動的道德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