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tical Pedagogy for the New Generation: Case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前言
許寶強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約十年前，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獲邀參與了香港中學課程改革的諮詢工作。由於兒子是第一批修讀高中新課程的學生，因此對「課改」在中學的具體執行狀況，也就多了點關注，其後我甚至主動申請資助，到不同中學訪問師生、觀課試教，並閱讀相關文件，製作問卷以搜集數據，嘗試更深入了解學校教育的具體操作和可能產生的效果。根據這數年的研究，我發現香港的學校教育其實與官方文件所描述的相距甚遠，學生學到的，恐怕是一種為了應付老師和家長的「交功課」心態及做事習慣，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教育當局的象徵政策（symbolic policy）和犬儒操作 （許寶強 2015）。
從受訪中學可以看到，很多由認真、勤勉的教師所製作的教材、詳盡的課堂講授，往往未能產生預期的良好教育效果，不少學生只是被動地回應，甚至假裝學習。這迫使我思考：我在大學課堂上所做的，與這些中學同工有分別嗎？
在當代的大學裏，儘管教學是學者的主要任務，但除了教育學系之外，其他學科的教授很少系統地檢討、分析和書寫其教學經驗，更遑論關心課程、考評、教學法等問題。關心教育的朋友，包括積極投身文化批判和把社會改造理解為大學教育的主要目標的教師，真的能夠對大學體制內的課程、考評、教學法不感興趣嗎？倘不，我們應該怎樣系統地回顧及檢視這些切身的教育議題？
另一方面，隨着現代社會的急促變動，通訊科技和社交媒體逐漸改造人們的身體習慣和視野，新一代大學生的興趣、關注、能力和面對的問題，也跟過去的學生不大一樣。在這急促變化的年代，在不同崗位的教育工作者，包括積極投身文化批判和參與社會改革的大學教師，應如何回應新一代大學生的訴求和處境，延續以改造社會為目標的教育工作？
這些都是本書希望探討的問題。集港、台、中學者書寫三地的相關經驗，反思當批判式教學碰上新世代青年時，大學的教育工作者應如何繼續有意義的教學工作。本書收集的文章所描述的教學經驗的時空脈絡，不盡相同，部分的案例於早年發生，一些受訪的對象也是較早年畢業，但這些脈絡相異的教學狀況，除了可作對比參照外，它們都共同植根於自上世紀啟動的新自由主義全球文化大計下，不斷改造大學的知識生產和教育方向。影響至今，令愈來愈多間大學變成追逐量化排名的機構，與有意義的學習空間離得愈來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