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Cities and Everyday Life

非常榮幸有機會在香港城市大學出版自己的學術著作。首先，繁體字竪版書寫的傳統，從審美的角度看令人賞心悅目。本書主張恢復傳統，而這種出版形式正好反映了思想內容。其次，我之所以特別高興，是因為文章能夠以完整的形式發表，無需受到審查刪減。幸運的是，香港仍然是學術自由的綠洲（在中國大陸，我有關儒家政治哲學的文章往往受到審查。）第三，我本人的儒家政治哲學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我在香港城市大學工作的親身經歷（二○○○年到二○○三年，我曾經在該校的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今公共政策學系﹞任教）。那是我第一次與來自中國大陸的同事和學生有深度的互動交流，從這些討論中，我獲益良多。在此期間，我逐漸認識到儒家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不僅僅是學術議題，它還塑造了他們的世界觀和日常生活。我開始對這個話題感到痴迷，並決定舉家遷往中國大陸，目的就是要親眼目睹政治儒學在中國的復興。
正如本書所顯示的那樣，儒家倫理學不僅塑造了中國的國家政治，而且塑造了城市生活和人們在家庭和工作單位的日常生活交往。很少有人懷疑過去幾十年中國儒家的復興，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記錄了這個現象，不僅依靠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而且依賴自己在香港、北京、上海和青島的生活和工作經歷。鑒於自己受到正規的政治哲學專業訓練，我也試圖區分對儒家政治倫理學的闡釋，有些闡釋是道德上可欲的，有些闡釋在道德上是有問題的。為此，我試圖提出能夠得到中國和其他地方的進步政治思想家認可的闡釋。人們對儒家的最嚴重誤解之一是，認定儒家不過是老邁、嚴肅和保守的男人為現狀辯護的倫理學罷了。事實上，過去歷史上的很多儒家士大夫都是傑出的社會批評家，現在依然如此。儒家理想與「實際存在的儒學」之間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鴻溝，當代受儒家啟發的社會批評家必須首先提出適合現代社會的儒家理想，然後再想辦法消除或至少縮小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若干年來，我的觀點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十年前，我曾經半開玩笑地預測中國共產黨可能會改名為中國儒家黨。當然，我不敢肯定這樣的預測能夠美夢成真，但是，如果中國共產黨充分「儒家化」，我會感到非常開心。因為到那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將更加接近正式擁抱儒家思想。習近平主席於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曾前往儒家的故鄉曲阜參觀，我的預測似乎一度即將變成現實。但是現在，我對中國共產黨接受儒家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有些信心不足了。一方面，官方將儒家定為國教，很可能是儒家哲學的死亡之吻，因為任何偏離官方闡釋的其他選擇都可能遭到禁止。在中國大陸，有關儒家倫理學的辯論熱烈和活躍；但是，如果由國家來決定誰是真儒家，誰是假儒家的話，這樣的辯論很可能就偃旗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