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Moment? From Unrefined Wealth and Strength to a Civilized Society

本書是我近十年來發表過有關當代中國思想研究的文章。文集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近五年來我提出的關於新天下主義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對中國崛起之後的反思；第三部分，是對啟蒙在當代中國命運的思考；第四部分，是對各種反啟蒙思潮的批判。

關於第一部分天下的討論，伴隨着中國在世界上崛起，這幾年在國內外學術界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無意之中，我也捲入其中，成為一個話題人物。我提出的新天下主義，純屬偶然。二○一一年，葛兆光教授出版了他的《宅茲中國》，首先提出了「何為中國」的重要問題，在學界引起巨大的反響，我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的邀請，在該報作了一個長篇的回應，提出：「未來的中國認同是一個重構的過程。在重構的過程中，需要警惕的是夷夏之辨的變種，那種封閉的種族民族主義。我更欣賞的是包容的、擴展版的新天下主義。新天下主義是對普世文明的追求，這個普世文明並非以西方為代表，也絕非為基督教文明所壟斷，而是中國的外部世界與內部世界各種宗教和文明得以和平共處的公約數，是它們重疊共識的那部分。」該報記者將「新天下主義」作為採訪錄的標題，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注意。後來到日本、韓國、台灣和澳洲學術訪問，當地的學者們都希望我深入談談我提出的「新天下主義」，於是我在這幾年陸續闡發了我的觀點，有了本書中第一部分的這組文章。

趙汀陽教授這幾年也同樣以提出「天下主義」而名聞天下；但是，我與他的問題意識存在微妙的差別。趙教授的「天下主義」，針對的是以美國為霸主的國際秩序，在他看來，有必要以中國傳統中以「禮」為中心的「天下秩序」來改造、甚至取代當今世界以「力」為軸心的霸權秩序；而我提出的「新天下主義」，針對的乃是當今中國乃至東亞與全球甚囂塵上的民族國家利益至上思潮。這股思潮，不僅成為二○○九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之後的主流意識形態，而且也在東亞世界瀰漫，等到這幾年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之後，又出現了「逆全球化」趨勢，將美國的國家利益視為最高的價值與原則。在此背景下，我提出的「新天下主義」乃是要證明，中國古代的儒家、道家這些軸心文明，不是民族主義的，而是天下主義的，不是從狹隘的民族立場，而是從人類主義的視野思考和判斷問題，建立中國文明的價值觀。這個世界要形成價值的共識和基本秩序，恰恰要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以普世的天下主義來超越特殊的民族主義。這種「新天下主義」，也可以視為一種現代的「世界主義」，之所以用「天下主義」表達，只是為了證明，世界主義對於中國而言，並非舶來品，倒是中國自家的傳統。

「新天下主義」的問題意識，還有針對國內的另一個面向。「天下」是一套價值理想，其制度的肉身，乃是「帝國」。「帝國」與「帝國主義」不同，並非必然意味着擴張與霸權，作為一種國家的類型，「帝國」與「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民族國家」相對，乃是一個超大型的國家，內部是多元的宗教、民族與治理體系。我以清朝為例，指出在中國古代有這樣成功的「帝國」統治的範例。概述而言，「新天下主義」可以表述為四句話：
核心地區：一個制度，不同模式；
邊疆地區，一個國家，不同文化；
港台地區，一個文明，不同制度；
國際社會，一個人類，不同文明。

簡單地說，第一，在中國的核心地區，制度是同一個，但允許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發展模式。第二，在邊疆區域，同一個國家認同，但讓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多元的發展空間。第三，在港台地區，同屬中華文明，但可以有不同的制度體系。第四，在國際社會，同屬一個地球，但有不同的文明彼此包容共存。 本書的第二部分，是關於中國崛起的反思。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和北京奧運會之後，中國開始崛起，走向了世界舞台中心。然而，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崛起？在這部分的幾篇文章，我從歷史到現實，分析了中國的崛起只是「一半的中國夢」，只是富強的崛起，還沒有達到文明的崛起。所謂富強的崛起，乃是財富的發展、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和管理制度上的理性化。所謂文明的崛起，指的是一套為全世界所接受、符合人類普世文明的價值觀及相應的制度。中國雖然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自身的文明依然在曖昧之中，走什麼路，打什麼旗，社會上下左右都有嚴重分歧，遠遠無法達成基本的共識。這樣缺乏文明內涵的富強崛起，是十分危險的，當年的蒙元帝國雖然強大於一時，但因為缺少高級文明，很快就衰落了。這幾年形勢的逆轉，似乎也證實了我的擔憂。無論如何，我所提出的中國的崛起，要從富強走向文明，在今天的中國，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