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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文化比較研究—利瑪竇入華及其他》一書，是我2001年秋季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客座時，所做十個講座中的八講，多少代表了近年研究方向與努力。其實在總體十講裏，又可分為文化、藝術、與文學三大部分。本來讀比較文學出身的我，躋身於文學以外的比較文化及藝術，表面看來有點不務正業。但細觀之下卻並不盡然，因為比較文學發展到後來，停留在中西或東西方比來比去，已落下乘的聲聞辟支。反而在較大的文化文本裡，看出更深廣的涵面及意義。換句話說，我經常向自己詢問的問題，已經從「文學寫什麼？」轉變為「文學為什麼會這樣寫？」這種思潮改變，使我走出幾十年來純文學研究窠臼，而進入一個更大的文化宇宙。
也就是這種學術態度，使我對古代文物產生無限興趣與索求，即使不是主修藝術，但我可以從一面戰國或漢代銅鏡裡，看到蟠螭及虺紋圖騰無窮幻變，以及雲雷，波紋，鳥羽圖案背後的美學信仰。尤其是漢朝博局鏡，除了追尋好博漢人所奕的六博戲外，鏡內所顯示四靈與天人合一的和諧，以及求仙祈福或哀怨纏綿「長相思，毋相忘」的銘文，都令人閱讀古籍文字之餘，神往於古人圖象所表現的藝術境界。同樣是這種學術興趣，使一向對陶瓷極高興趣的我，花了五年多的時光，每晚上網學習閱讀拍賣行對陶瓷文物的描寫，從而昇堂入室，一探宋明名窯的奧秘。
除了閱讀瀏覽圖片與博物館的展出外，我沒有忘記在西安陜西歷史博物館內，第一次親眼看到祕色青窯那溫潤翠綠的狂喜。或是台北鴻禧美術館讓我親自手捧牙白劃花定碗，那種身歷其境的堅薄感覺，使我無怨無悔從書本堆中走出來。
除了閱讀瀏覽圖片與博物館的展出外，我沒有忘記在西安陜西歷史博物館內，第一次親眼看到祕色青窯那溫潤翠綠的狂喜。或是台北鴻禧美術館讓我親自手捧牙白劃花定碗，那種身歷其境的堅薄感覺，使我無怨無悔從書本堆中走出來。
利瑪竇滯華一共28年（1582－1610），但如從進入北京的 1600年1月24日開始算起，在京城活動只有九年。各項傳記及書信資料顯示，利氏居華廿餘載，自邊陲的澳門或肇慶，到中心的南昌或北京，無不顯現他的苦心孤詣，以折衷的西方教義溶入東方傳統，從而臻達宗教感化救世。利氏一生，象徵着這種努力的成功與挫敗。
如果我們分析這種努力，很快便會發覺，基督文明入華，有如一部《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尤其是耶穌會士的策略。從利瑪竇早期的「先僧後儒」到後期與佛教對決的「附儒佞釋」，解釋了這項歷程的求索努力（quest），除了竭力進入核心，敲開北京紫禁城大門，進謁萬曆帝外，還包括了以西方文明作為本位起點，進入中國版圖，學習並挑戰其文化為終點目標，臻達最後以宗教拯世教化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