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一體,四海一家
文 : Dirk Pfeiffer教授 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健康一體化講座教授
當我還在德國一家獸醫學院求學時,從沒想過有一天,能在國際上為相關政策提供依據,並先後任教於新西蘭、英國和香港的大學,以及用英文授課及撰寫科學論文和教材。
那時候,我認定自己今後多半是在德國鄉郊的獸醫診所工作,看護大大小小的動物。然而在1980年代攻讀大學課程時,我有幸參與多個國家的獸醫發展計劃,包括哥倫比亞、肯尼亞、馬來西亞、索馬里和泰國,從而接觸到與自己的成長環境截然不同的世界。我還發現,獸醫的診斷和預後決定其實是權衡機會率及不確定因素,而非處理確切肯定之事。
我因而開始對發現動物病因的方法產生興趣,如此能為科學知識貢獻一己之力,減少決策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在此情況下,我亦逐漸明白到,探討動物衛生與福利問題時,應從整體角度來看,因為疾病風險會受諸多因素影響,如文化、氣候、植被、種族、政治及機構制度。
但在當時並無「健康一體化」的說法。科學研究還是各自為「科」,科學家在自己的領域內孜孜以求,因而形成所謂的「豎井心理」。說實話,高中和大學的動物醫學教育都令我相信,卓有成效的科學探究主要是一種化約主義活動;要找到動物衛生及福利問題的解決方案,只須具備生物醫學研究中獲得的知識。
當時廣獲接納的假設是:一旦掌握了知識,接下來只是「教導飼養員的事情」而已,問題即可迎刃而解。如今我們已明白,假如發生複雜的動物健康及福利問題,必須充分了解出現問題的生態社會系統中之驅動因素,如必須明白飼養員的行為,以及干預措施須導致人類改變行為,而這就需要掌握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
以上情況是跨學科研究的例子,而這正是城大的重要主題之一。跨學科研究旨在透過融會不同學科而獲得綜合知識。而其出現,則源自很多國家決策者目睹政府資助的研究缺乏真正影響力,為此深感不滿。跨學科研究僅在過去五到十年間才得到較為廣泛的推廣。
「研究須有益於社會,與政策制訂者的直接交流有助實現此目的。」我在新西蘭攻讀博士學位,隨後在這個與歐洲完全不同的生態社會系統度過11年。這期間我開始做研究,希望能夠發現牛結核病在新西蘭傳播的方式。牛結核病傳播的途徑包括負鼠,這是一種19世紀從澳洲傳入新西蘭的有袋類動物。對於牛如何受感染、如何更有效地控制這種疾病,當時仍未有定案。我的研究重點是結核病菌在負鼠之間傳播的方式,因此要學會怎樣在一年各個月份在新西蘭的叢林裏捕捉負鼠、做標記、然後再將牠們捕捉回來。這段經歷很有意思,也改變了我的人生。
在新西蘭講學與研究期間,我對把科學研究轉化為農業及政府政策產生興趣。後來在倫敦皇家獸醫學院擔任獸醫流行病學教授,與政府決策者的交流就更頻密了。我在倫敦待了17年,其間得以和歐洲多國政府的動物衛生資深管理人員共事;亦有幸於歐洲聯盟(歐盟)食品安全局轄下的動物健康與權益小組前後工作了六年,能為歐盟國家的動物衛生及福利盡一己之力;在過去18年內,也有幸在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擔任過多個部門的科學顧問。
我堅信,研究須有益於社會,與政策制訂者的直接交流有助實現此目的,並從中學會接受一個事實:科學論證對決策的影響,大多時候無法超越政治、經濟或社會因素。然而,學者的重要職責正是發現因果關係背後的重要知識,及在可行範圍內,於政策制訂過程中堅持獨立觀點,只有這樣才能獲得社會大眾信任。而如今這樣做變得尤其重要,因為我們得應付「另類事實」及「假新聞」之類的「新觀念」。
城大率先推出獸醫學本科課程,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成為診療小型動物、馬匹及家畜的臨床醫師。不過,我願以自己的專業生涯為例,向修讀動物醫學的本科生及研究生說明,訓練有素的獸醫就業前景廣闊,可在多個領域工作,包括食品安全、農業動物醫學、動物園動物或野生動物研究、馬科醫學、魚類衛生等。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當初留在德國鄉間照料家畜,生活會怎麼樣?滿足感也許會像現在一樣。但還真不好說。然而,如果你剛開始鑽研動物醫學,立志成為獸醫,就請放寬眼界,不要僅僅滿足於在旺角一家動物小診所工作。你會有很多選擇,可以去不同國家和生態社會環境工作;若有必要,不妨改變自己的職業方向。從事獸醫會很有趣,你會擁有很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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